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量仅为美元的一百分之一，人民币兑美元的买卖利差几乎是欧元兑美元买卖利差的10倍。

中国如能成功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追赶，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水到渠成。一国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经济和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政策上应取顺势而为与积极呼应立场。

这不仅提示中国与外国利差较大事实，也显示中国资本管制总体仍有相当效果。周小川行长上世纪90年代对此做过系统而透彻的阐述。直面现实新挑战，中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更优先位置，同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不过当年汇率主要问题，是计划时期遗传的高估失衡，要求结构性贬值。

中国广义货币M2从2002年到2011年增幅3.6倍，是同期真实经济增速的2.63倍。货币自由兑换绕不过汇率自由化，不仅是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也是中国早年改革实践形成的共识性看法。参见余元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在此情况下，IMF在这一领域的介入会产生若干问题。上述观点和建议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各有侧重，难言孰是孰非。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基金协定》）在20世纪6O年代和7O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修订，[1]但上述缺陷并未得到实质性弥补。第二次修订是在1976年4月30日(1978年4月1日生效)，核心内容是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和储备资产多样化。

问题在于，条件性发挥作用的对象仅限于那些深陷国际收支逆差从而申请IMF贷款项目的成员国，对于项目外成员国则无能为力。如前所述，在固定汇率体系解体后，各国不再有义务采取统一的外汇安排，IMF对固定汇率的维系被代之以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后者在不违反《基金协定》第4条义务的前提下有设定和调整其汇率的自由。

2009年9月，第三次G20峰会决定，将5 的IMF份额从代表性过度的发达国家转移给代表性不足的有活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1月前完成此项工作。See IMF，Istanbul Decisionsto Guide IMF as Countries Shape Post—Crisis World，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OO9／NEWlOO609A．htm．[39]See IMF，IMFQuota and Voice Publications(June 2006一April 2008)，http：／／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 tas／pubs／index．htm．[40]《基金协定》第28条第1款规定：任何修改本协定的提议，不论其为成员国、理事或执行董事会所提出，应先通过理事会主席，然后由其提交理事会。即便有了结论，也仍然面临缺乏执行力和约束力的问题。[5]参见王德迅、张金杰编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16]换言之，借助条件性来实施的监督只能约束有赖于IMF资金的国际收支逆差国，主要是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不能约束无求于IMF资金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尤其是主要工业国家。[35]上述规定为IMF双边监督提供了更具体、更清晰和更具操作性的依据，有助于增强双边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与之相对，在国际货币体制中长期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则更为关注这一体制的代表性和公平性，即其是否是一个公正、民主、透明的国际组织，能否一视同仁地代表和体现不同成员国的利益和诉求。自20世纪8O年代以来，IMF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与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鼓吹金融自由化，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第5 款进一步规定，当缔约方全体在任何时候认为某一缔约方正在实施的有关进口支付和转移方面的外汇限制与GATT 1994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时，应就此向IMF报告。（3）允许在执行董事会中代表非洲选区的两名董事各指定一名额外的候补董事。

（二）加强双边监督2007年6月，IMF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以下简称《2007年决定》），取代了施行3O年之久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督决定》（以下简称《1977年决定》）。其次，美欧等国借对《基金协定》进行修订之机，增多需要特别多数票方能通过的事项。

[20]See Edwin M．Truman，Overview on IMF Reform，in Edwin M．Truman(ed．)，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Peterson Institute，2006，P．74．[21]根据《基金协定》的相关条款，IMF的表决方式包括简单多数通过、特别多数通过和一致通过三种方式， 特别多数又包括7O％特别多数和85 特别多数两种。外围国家输出商品，美国输出美元。其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第3项义务，即不得操纵汇率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该体制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出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机构职能误入歧途、政策监督顾此失彼、治理结构力量失衡以及争端解决有心无力。[50]由于《基金协定》的修订极为困难，因此在不违反《基金协定》条款的前提下以规则与条例、决定等下位规范的形式先期落实某些改革举措，无疑是值得考虑的策略。[8]See IM F，IM FAnnual Report(2004)，Washington D．C．，Table II．6．[9]See Kenneth W．Dam，The Rules of the Game：Reform and Evolu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84．[1O]关于这一点，有论者指出，IMF之所以转向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国不再依赖它作为流动性来源，它因而对这些国家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了影响力。

在这方面，欧洲货币一体化已经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尽管IMF在1977年通过《汇率政策监督决定》，将汇率操纵界定为在外汇市场进行持续、大规模的单向干预，但是对如何认定持续、单向 和大规模，仍然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和方法。

同时，IMF有义务同wTO合作，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在此基础上，IMF于2008年4 月通过一份意义深远的改革决议，采纳了新的份额计算公式并以此为依据增加54个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

如所提议的修改案经理事会通过，基金应用信函或电报征询各成员国是否接受该修正案。问题在于，对于何为操纵汇率，《基金协定》并无进一步说明。

截至2010年7月1日， 已经接受修正案的成员国数目为84个。2009年5月，第12届1o+3财长会议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全部关键要素达成一致， 清迈倡议多边化取得重大进展。See also Yilmaz Akyfiz，Reforming the IMF：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G一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 38。短缺货币条款的设计初衷是针对美国，因为美国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债权国（顺差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需要美元供给以恢复经济。

[50]对于理事会的决定对成员国是否具有约束力，《基金协定》未作明确限制，这使得理事会可以通过对IMF及其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目前，以东盟和中日韩10+3 机制为核心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也正在积极开展。

从目前情况看，维持IMF 在国际货币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实质性改革，是更为可取的现实选择。这使得欧美国家在IMF内部占据绝对优势。

尽管如此，IMF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去管制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发展。

这种妥协导致IMF先天不足，在法定职能的广度、深度和有效性方面存在深刻缺陷。[2]关于这方面的总结和分析，详见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研究课题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经济研究参考》2006 年第49期。首先，随着IMF的多次普遍增资（增加份额），基本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被日益稀释，从IMF成立之初的11.3 下降到现在的 2.1％ ，[20]从在总投票权中勉强有一席之地变得几乎无足轻重。况且，《2007年决定》在界定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时提出的目的在于扩大净出口这一要件，本身就同贸易密不可分。

首先，IMF应当减少乃至放弃在中长期信贷、结构性调整和减贫项目等发展领域的介入，将这部分职能移交世界银行及区域发展银行，而专注于危机管理，即通过提供短期融资帮助陷入国际支付危机的成员国摆脱危机，缩短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并减轻其程度。从目前情况看，第二点显得尤为必要。

November 2005．[4]例如，参见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一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08年¨ 月16 日。《2007年决定》正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

然而，两方面的情况发展使得基本投票权可能的制衡作用难以发挥。四、结 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IMF有其先天局限，不仅体现在技术操作和规则运行层面，更体现在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层面。